播种机退休：纳格尔助诞176名孩子告别捐精生涯

"播种机" 退休：助诞176名孩子的纳格尔告别精子捐赠生涯

被誉为“Sperminator（播种机）”和“捐精之王”的美国男子纳格尔（Ari Nagel）于近日宣布，将于今年父亲节正式结束精子捐赠生涯。在过去17年间，这位50岁即将迎来人生新的阶段的数学教授横跨五大洲，帮助全球超过176名孩子诞生，成为非官方意义上的生育之王，为无数单亲母亲、女同志和不孕家庭带来希望。

纳格尔坦言，他虽然身体状况良好，但为了孩子的健康，他认为是时候让位给更年轻的捐精者。“对方找年轻一点的会比较好。” 他幽默地说，“小心驶得万年船”。

近年，纳格尔与一位22岁在艺术画廊认识的女子交往，对方不打算生孩子。这让长年配合女性排卵期禁欲的他，终于能以普通伴侣的身份过生活。

纳格尔强调，他从未向任何女性收费，因此比精子银行省下高昂的检测和手续费。“我的传承不是钱或名气，而是家庭。” 他说。他的第一位孩子出生于2008年，是一位女同志的母亲。纳格尔形容当时是“老派受孕法”，他“快速完事”以减少对方的尴尬，“我可是许多女同志的第一个男人”。

他的孩子中不乏以他为名变化而命名，例如Ari、Aria、Aacari、Khari等。这位生育大师不仅在星巴克厕所、球场看台、甚至机场与港务局巴士站“交付任务”，更经历了五段婚姻。为了宗教、法律或文化便利，他与多位女性结为夫妇，目前他与第一任妻子分居，育有三名子女，并负担五名孩子的抚养费。 他年薪约10万美元，其中一半固定从薪资中扣除作为抚养费。被问到与拥有14名子女的马斯克相比如何，纳格尔笑称“虽然我没有他的钱，但我觉得我比他更富有。”

纳格尔曾为以色列最高法院合法捐精抗争，替18岁的无家可归少女生出第50名孩子，也曾为男性生育药拍广告，并参与《纽约邮报》纪录片拍摄。他还曾卷入一起与女同志伴侣的法律纠纷，遭控绑架所生女儿。 这名婴儿当时在监狱中出生，对纳格尔来说婴儿床后的铁栏杆早已见怪不怪。

他提到，最难的其实不是捐精，而是为了配合对方排卵期而长期禁欲“你永远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会排卵，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禁欲，这对爱情生活来说很痛苦。”如今即将退役，纳格尔并未打算从孩子的生活中抽离。 他表示自己已经参加太多场生日会、球赛和毕业典礼，这也成了他选择退休的原因之一，“做爸爸不只是提供生理素材，而是要真正出现在他们生命中。” 纳格尔表示“我不是为了看自己能生几个小孩才这样做的，每个孩子都让我心变得更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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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格尔的故事并非仅限于精子捐赠本身。他的经历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对生育、家庭和伴侣关系的复杂演变。单亲家庭、女同志家庭、不孕家庭等多元化的家庭结构越来越普遍，而精子捐赠作为一种辅助生育的方式也在逐渐被社会接受。纳格尔的例子既展示了精子捐赠带来的机遇，也引发了一些关于伦理和责任的思考。

• 匿名捐精与子女权益： 纳格尔从未向任何人收费，但他的孩子并不一定都知道他们的生父是谁。这引发了关于匿名捐精是否侵犯孩子知情权的讨论。当孩子长大后，他们有权了解自己的身世信息吗？纳格尔如何平衡他为单亲家庭和女同志家庭带来的帮助，与孩子的知情权呢？

• 社会对“生育之王”的评价： 纳格尔被誉为“播种机”和“捐精之王”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评价？是对他自我牺牲的精神赞赏，还是对他的行为方式调侃？现代社会如何看待像纳格尔这样拥有众多子女的人？他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？

• 生育技术的伦理边界： 纳格尔的例子也引发人们思考生育技术的发展和伦理边界。精子捐赠只是辅助生育的一种方式，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未来可能出现更先进的技术，例如基因编辑等。这些技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机遇和挑战，社会需要提前做好准备，制定合理的规范和伦理框架来引导技术的应用。

纳格尔的退休或许是他生活新篇章的开始，但他的故事依然会引发人们对于生育、家庭、伦理等多方面问题的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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